五十始知非

隽祥，隽敏：

有一日无意走进了姚紫纪念展。姚紫是四十年代成名的新加坡作家，染肺癌去世时年方六十二。他的自挽联写道：“五十始知非 ...... 风雨偏来恶”。念着，有些震撼。

我再过两年才到五十岁，现在离“知非”还有多远？我一生从未碰过战乱动荡，也未曾有过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经历。然而，这几年，思想上遭遇的激荡着实不小，整个人生观价值观几乎全被抖乱了重新排列。好像电脑当了机，漆黑的屏幕上只剩下一条细细的绿线在颤动挣扎，所有曾经坚信曾经坚持的全部消失，一切从零开始。短短几年，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、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、“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、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沧然而涕下”，几个人生体会，像一列重型卡车隆隆隆隆高速挤压碾过，惊心动魄。四十不惑？我的天。我最近才堪堪看懂了王熙凤，人家王小姐二十芳龄就闲闲地机关算尽，而我前头还有多少跌跌撞撞？还有多少“非”我懵然未知？真可怕。

但是，我想，这几年我体会了两个字：怜悯。

这怜悯，不是我已上岸你仍沉沦盼你觉悟为你祷告愿神祝福的怜悯，不是知识分子冷眼看蠢人痴人无文化人道貌岸然感时忧国的怜悯，不是因为我有能力而你配得所以我怜悯你。而是，我和你一样，人人一样，无知，卑微，失落。我们都不知该往何处。大家都搁在这艘船上，漂在惊风骇浪中，惶惶恐恐慌慌茫茫，像挤在一笼里的老鼠，在黑夜里一闪一烁地眨着眼。

与其说我怜悯人，不如说是我先学会接受自己。请坐下，斟一杯茶，听我把这几年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 .....

几千年前，有一个传道者说：有些时间适合拥抱有些时间适合分手，有时我们应该堆积石头建造，有时应该把它们拆得稀巴烂。天地奥秘真是难以捉摸呀。然后他说，有些人笨，有些人懒，我是满有智慧且勤劳的，但是，他妈的，到最终我也死了，和笨人懒人一样遭虫蛀烂（他当然没说他妈的，这是我以小人之心度他君子之腹)。虫才不管我满腹经纶或是草包蠢货，是清晨闻鸡起舞的怕输人或是好吃懒做的大懒蛋，只要它觉得我肉汁香甜（如此形容尸汁好像很怪， 但虫是这样觉得的）它就会把我饱餐一顿。所以传道人感叹，人生真是虚空呀捕风呀。你读着这些篇章，觉得：咦，这有点意思了，此人好像窥觊了天机，且看看他说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可惜，虚空捕风了十多章，他忽然说哎呀思虑这么多真是疲倦，著书太多也是徒然，还是趁年轻早早相信主吧，别想这么多了，一切听主的就是了。急转直下，雷声大雨点小。接下来的传道者和先知，也大抵依循此思路。也许里头还另有文章奥秘，但他们的门徒大都说不出所以然，碰见解释不了的事物，就说信靠主吧信靠主吧，这些事情凡夫俗子是不可能参透的。你问得凶了，偶尔也老羞成怒骂你不尊敬圣贤，说骄傲离罪不远了，记得那对偷吃智慧果实的夫妻吗？还有那建造通天高塔而被主打散的民族？你在他们背后，隐隐看见柯白尼和但丁悲伤冷笑的阴魂。

再下来，有位智者，“明镜本非台，何处惹尘埃”，把有位格的物和神统统否决掉。可惜，曲高和寡，芸芸众生很难搞懂其中的微言大义，末了大都选择“时时勤揩拭”，再来“摇动主的手”。毕竟，有行为准则作为依凭，有一或多位有位格的神佛当崇拜依靠对象，更为实在。至于崇拜的动机乃是求心灵纯净安宁，或只是物质人欲感官的满足，格局高下之分而已。

而这几年，我有幸参与网络科技事业，阅历许多人事。固网与手机网络的普及，导致了媒体，娱乐与购销活动的分拆重组。人们不再一叠一叠地读报，而是一小段一小段地浏览；不再一口气买下激光唱片里所有十二首歌曲，而是一首一首地下载（大部分乃非法)；甚至不必再到商场购物，而选择在网上刷卡。商场上的激烈洗牌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缘，虽然很多时候，这些商业模式与有毒金融产品基本类似，都是在赚未来钱，但只要创业者掌握良机，虚拟的未来钱就会变成白花花的现银入袋。在这样的企业背景下，各路英雄枭雄蛇鼠宵小揭竿而起，外加一众摇旗呐喊吹牛拍马，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。我在这个场子上，见过的人物多矣。沽名钓誉、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、虚有其表道貌岸然、傻乎乎一窝蜂、沉稳执着；眼看他高楼平地起，也为他人做嫁衣裳，形形色色。

面对这些，我起先是感到愤怒，然后是鄙夷。愤怒自己（当然也包括引导我相信的“他们”)，居然在宗教里耗费青春浮沉了大半生，鄙夷那些磨尖了脑袋拼命钻营的马屁精。然后，积极的想另创天地，把自己和至亲之人的情感和世界都搞到人仰马翻。后来，平静了，也了解：愤怒只能蚕食自己的生命。愤怒是爆发原创力的泉源，一时间可以吸引大群同样懊恼的乌合之众，风起云涌。但是，马上可以得天下，不可以治天下。愤怒最终是个毁坏的力量，不能用诸建造；它撕裂，而不整合；它让你专注于伤口，任由它溃烂，而不去医治，疗伤，赋予新生命。冷静反省后，我觉悟：我曾经愿意相信，那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当年不作此选，难道如今早已得道？不见得。反之，在宗教经典中的涉猎，在年青的岁月里丰富了我的思想底蕴，所以我反倒应该感恩（虽然这个“感恩”不是宗教里的那个原本意思)。至于鄙夷，我想我只是暗地里羡慕他们的成果，却不齿他们的手段。说穿了，也许鄙夷只是美化妒嫉的自我保护机制。想来，虽然年届半百，健康许可的话前头的路还长着哩，难道还要多做个二三十年的超龄愤怒青年？曾听一名癌症病者说：治疗过程痛苦万分，简直朝不保夕，我唯一还能掌控的是我自己的心境。听起来有如晴天霹雳。

首先，怜悯是医治的良药。它医治我的心灵。

“情急抱佛脚”也好，“虚伪的法利赛人”也好，其实，我与他们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大家都在寻找，想捉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，在汹涌的洪流中守护心中的一点点安宁。有人能参透高深哲理科学，有人认为真神独一其智慧众人穷一生无法度量，有人只想拜拜求心安顺便发个财；谁人大智大悟，谁人愚蠢迷信，岂由你来说？天地不仁，如果信仰是众人风雨飘摇中仅存的一丝盼望，你忍心将它粉碎？至于商场上的虚伪和猥琐，饶了他们吧，他们所做的，他们自己不知道，也许你也在做，你自己也不知道。怜悯二字，谨记切记，可以安身。

再下来，怜悯助我厘清各家社会哲学的关系，从而了解社会公义的基础。

过去几十年，新加坡奉行的是功利(Utilitarianism)和唯才(Meritocracy)主义。功利主义由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，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，以行为的实际功效或利益为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一项决策能带给大多数人快乐与幸福，但为少数人导致痛苦或不便，那么，为了全体社会的大利益，这一小撮人的福利便必须被牺牲。唯才主义以能力和成就作为阶层化的指标，不计背景或出身，把能力最高的人才用在最恰当的位置上。以这两项主义为指导方针，新加坡领导人在短短数十年里，把一个拥挤不堪且缺乏天然资源的蕞尔小岛，改造成进步繁荣的第一世界国家，成就斐然。乍看，这两项方针无懈可击：如果能为大多数人避苦谋福，那么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其他人便没有权利阻止进步的巨轮滚动，更何况这小数人也很有可能在最终获得利益，只是次序稍迟罢了。唯才是用，相对以出身、种族、宗教、性别或其他随机因素来决定一个人的升迁，当然更为公平。难道我们要回到封建社会，出生于贵族家庭则终生养尊处优，要不就注定世世为奴永无翻身之机？况且，通过出身、种族或宗教来限制人才流动，每每导致社会停滞、动荡与骚乱，远史近史中血迹斑斑，足以为鉴。

然而，功利主义漠视了一个重要元素：人的尊贵。十九世纪，英国有一案例活生生揭露了功利主义的缺憾。四名英国水手，因沉船在救生艇上漂流了十九天，饮水食物都早已在八天前告馨。第二十天，第四名水手因饮用海水病倒，奄奄一息，看来活不成了。其他三名水手把他杀掉，靠他的血肉维持了三天性命，直到被救起。应用功利主义的算计，三个人的生命当然大于一个人的，况且那三人中，一人是船长，一人是大副，另一人是船员，据说都品性良好，而那第四人是舱房杂役，地位低下，反正他也快要死了，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利益大于代价。自由至上主义(Libertarianism)对此的反驳是：其他三人没有得到杂役的同意就夺取了他的生命，他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意志受到了侵犯。我宁愿选择康德(Kant)的道德观：人就是目的，不是意志或彼意志可任意差遣的手段。人与物之间的根本差异在：人是理性动物，不止具有相对价值，而具有绝对与内在价值。因此，人命的尊贵，不能当成算计的筹码，是最后的底线，万然不可越雷池半步。

还有，唯才主义里的精英们忽略了一件事实：他们自己的卑微。二十世纪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(Rawls)在他的“正义论”中提出：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应取决于道德上的任意因素。何谓道德上的任意因素？在封建世袭或种姓制下，出身富贵，就拥有他人终生无缘的权利和力量，但出身与努力无关，以此任意因素决定资源分配是不公不义。而市场社会的唯才是用和法律平等，能不能纠正这种任意？十年寒窗，一朝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成功靠自己争取，唯有败者怨天尤人，不是吗？然而，出身美好家庭并受过良好教育，比出身破碎家庭及三流学校的人更有明显优势，就好像在运动场上，生来脚长强壮的健康人当然比跛脚软弱的残疾人跑得快，而家庭出身或先天体质，也是任意因素，与个人努力无关。甚至，个人天赋的价值，也与当时社会价值取向息息相关。大家都喜欢看足球比赛，有踢球天份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天价球星。当代台湾作家张系国在“棋王”里描述了一个神童，头大体瘦，木纳寡言，只喜欢下五子棋，天下无敌。书中主角程胖感叹道：若有一美好世界，人人都爱下五子棋，这神童可能就是人人爱戴尊荣无比的国王。而社会价值取向也是任意因素，与个人努力无关。

我在近年来最大的当头棒喝，是了解我如今之所以能够丰衣足食，乃是因为我个人具有现今社会所看重的特质（可以博闻强记，所以考试成绩优良，又不务正业喜欢“创新”)，换成战乱时代，要能提枪又跑得快，大概早已死无葬身之地。但是，在唯才社会里得益的精英们，大有可能以为他们取得的地位在道义上乃理所当然，甚至“君权天授”，表露出专横与傲慢。罗尔斯认为，一个公义的社会，不必收入平等，不必到达均贫富（历史上想达至均富的社会往往只造成均贫)，但它所允许的不平等只限于有办法让社会最底层往上进取的那种。换句话说，社会可以接受不均的资源分配，但我们必须为最底层的人民争平等谋福利。八十年代新加坡实行的“高学历母亲政策”，为生育多于两名子女的高学历妇女提供直接财政资助，并为其子女在就学注册方面给予优先权。以罗氏标准衡量，此优惠政策非但没有造福弱势群体，反以功利绩效之名，向高层精英行强化优势之事，是明显的不公不义。

所以，何谓怜悯？它教你如此看待自己和世人：你与他人一般卑微，每个生命都同等尊贵。奸诈的要提防，凶横的必须制止，残暴的当予以打击与惩罚；至于凡人的众多弱点与小过，则可以考虑饶恕与包容。社会上的弱势群体，在你能力范围内，关怀他，提拔他，帮助他纠正不公，拨乱反正。怜悯二字，思之虑之，可以立命。

曾有一名学者如此解释“儒”、“道”、“释”三家思想：儒家乃学者入世的姿态，修身然后尝试把世界改造成理想中的美好，并为自己及家族求取荣耀；老庄道家(非民间道教)代表学者游戏人间的状态，将自我与功利分离，宁做泥中曳尾逍遥自在的乌龟，不做花翎顶戴千斤压顶的宰相；释家代表学者精神生命的自杀，从此放弃改变世界的理念，古庙青灯，了其余生。对照近代的功利，享乐，宗教与逃避主义，略有雷同之处。我辈当何以安身，何以立命？怜悯两字，足矣。

五十已不远，届时能知非否？未知也。然而，如今假如我问自己：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人乎？我可以对曰：君何必曰利？亦有怜悯而已矣。

父
一一年十月十五日